“一支牙刷，99%的原料来自石油；睡一宿觉，一吨原料涨了2000元。”今年3月以来，民营企业老板穆龙生的心就起伏不定，原因就一个——油价大涨杨方股票如何配资，成本抬升。
作为江苏华腾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穆龙生面临着一个棘手问题——当出厂价被迫以15%—18%的幅度追赶国际油价时，终端零售价却死死卡在10%的涨幅红线。这多出来的成本缺口，正如霍尔木兹海峡的阴云一般，沉沉地压在了牙刷厂的流水线上。
今年3月起，国际油价狂飙，国内PP（聚丙烯）价格从每吨6000元左右暴力拉升，直逼万元大关。沿着“原油—石脑油—聚丙烯—塑料制品”的产业链条，价格上涨的震波长驱直入。上游是原料近乎翻倍，下游终端市场“不敢涨、涨不动”，夹在这条成本传导链中间，无数中小企业正用微薄的利润，硬抗着这场“成本海啸”。
硬抗
3月的一个清晨，穆龙生工厂的货车司机在宁波市一家石油炼化厂外经历了一夜的排队等待后，大门打开，最终取到了原料，穆龙生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这批包括大量PP（聚丙烯）等生产塑料产品的重要原料，随后送往穆龙生位于扬州的工厂，经加工制成牙刷、牙线等产品。
穆龙生向《锋面》记者拆解了一支牙刷的“石油成本”：首先是刷柄等牙刷主体核心材料PP（聚丙烯）和PE（聚乙烯），由炼厂等石油制品供应商提供给牙刷工厂。其次是手柄上的软胶，软胶工厂通过向炼厂采购TPE（热塑性弹性体）、TPU（热塑性聚氨酯）等原料，经加工后送至牙刷工厂。刷丝、刷毛的生产同理，刷丝企业向上游炼厂采购尼龙、PBT等化纤材料后拉丝成型，最终送往穆龙生的牙刷工厂完成组装。
比涨价更令他担忧的，是“无米下锅”。美伊冲突之初，从扬州附近的炼厂订不到原料，为了保障订单生产，他最远从东北地区调货。“和客户约定好的货期，不可能因为原材料贵了、买不到了，就不生产了，要保证工人都有活干，机器都要运转。”
即便5月后，油价和原料价格逐渐趋于稳定，穆龙生依然心有余悸，“现金流压力很大，每个月好几百万的资金全部压在原料上。”
图：张钧、穆龙生工厂里堆放的聚丙烯原料
在浙江义乌，张钧的企业处境同样逼仄。他的工厂主要生产脸盆、水桶、收纳盒、收纳箱等塑料日用品。作为薄利多销的产品生产商，原料价格直接影响张钧工厂的利润。
张钧近期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刷短视频看美伊局势动态。他算了一笔账：PP价格从1吨6000元多涨到近9500元左右，1吨涨幅3500元，工厂一天消耗10多吨用料，以库存材料的价格，一天成本增加3.5万。
以一个3000克的收纳箱为例，平时成本20元，市场价25元；今年原料成本上升至30元，但市场价只能定在25元。张钧坦言，下游核心的零售、批发与电商平台都在严格“控价”。“线上价格受大数据管控，无法改价。除了批发端可以随原料上涨提高相应批发价，但调价后拿货的客户也变少了。”目前正处于淡季，面对原料上涨带来的大面积亏损，他身边很多朋友的工厂选择了限产甚至停产放假。
《锋面》记者于6月初走访北京地区多个批发市场，多数塑料生活用品的店家表示，部分产品出现了价格上调，但涨幅不大。一名塑料制品的销售人员表示，以某品牌16L容量的PP收纳箱为例，涨了4元左右。塑料垃圾桶、脸盆等中小型产品价格涨幅没有明显变化。
这种看似微观的工厂、店主的焦虑，实则牵动着一条产业链的神经。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国际碳中和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董秀成揭开了这根链条的全貌——原油送入炼厂分馏裂解后产出石脑油、乙烷等化工原料，再经化学反应生成聚乙烯、聚丙烯等合成基材，后续通过注塑等加工，被制成奶茶杯、外卖盒、牙刷等日用品，最终由经销商、商超等流向消费者。
董秀成进一步分析，面对当前高油价导致的成本冲击，许多中小企业面临成本转嫁能力弱，议价权不足等问题，无法将原料涨价压力完全转嫁给终端市场，只能自行消化成本。此外，原料价格波动向下传导时缺乏缓冲机制，导致中小厂商被动承压。
“中东约84%的聚乙烯出口能力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爆发后海峡受阻，局部现货偏紧推高了价格。受成品油价格调整滞后的影响，塑料原料反应更快，在战争爆发的次日就率先暴涨，短期价格涨幅远超原油价格涨幅”，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能源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郭海涛分析。这也解释了为何司机要赶在厂门口彻夜排队——风暴中，时间就是生存。
当穆龙生和张钧们在车间里硬抗成本时，冲击波已从工厂围墙内溢出，沿着产业链向上游炼化端、向平行物流端扩散——一场更深层的链条重构，才刚刚开始。
传导
作为产业链中游枢纽的炼化企业，同样面临经营风险。郭海涛认为，原油上涨直接推高石脑油等原料成本，挤压炼化利润。
面对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炼化企业的相对强势地位开始显现—— “作为下游厂商原料供应商，炼化企业可根据下游市场需求，灵活调整成品油、化工料产出比例，并通过启停装置、调配产能，缓解上下游供需错配，稳定产业链运转。” 董秀成说。
穆龙生、张钧都向《锋面》记者表示，3月油价震荡后，与炼厂等供应商的购买原料的结算方式只能是现金，受油价频繁波动影响，行业内在现货结算时不再允许账期的存在。
时间来到5月，遵道智造创始人罗良山告诉《锋面》记者，随着油价企稳回落，目前部分大型石化厂开始向下游企业提供相应的月初排产计划。“一些石化厂现有的库存非常高，他们也希望提前锁定订单，部分企业会和我们进行沟通，核心目的也是希望我们从别的供应商那里少拿货。”
除了账期变化，油价高企更引发了全链路的成本涟漪。穆龙生的工厂与顺丰、德邦等物流公司签署了长期的协议，协议期内的物流费用没有进行调整。但部分涉及货运的订单，特别是外贸订单需要从扬州工厂运送至上海港、宁波港、天津港等港口的运费也出现了价格的上浮。此外，由于包装材料的PVC、PET同样是石油制品，外部采购的包材成本也上涨了20%左右。
对于薄利多销的塑料制品中小企业，每单快递费的上调对于企业的日均成本都是一笔账。张钧称，往年4至8月是塑料制品行业淡季，物流快递费通常下调，但今年受油价高企影响，快递费全面上涨。目前每单运费约1.65元，而往年同期为1.3元，工厂日均发货6至7万单，算下来每天需多支付1至2万元。
自救
当“硬抗”难以持久、“转嫁”寸步难行，中小制造企业并未坐以待毙，一场从生产车间到原料结构的深度自救正在展开。
郭海涛表示，“下游塑料制品企业原料成本占比已经超过70%—80%，这意味着任何上游原料价格波动几乎都会等比例传导至企业经营底部。”在消化高油价成本方面，不同的消费品生产企业也在开辟不同的应对策略。
穆龙生选择的是“开源节流”。他今年新租了一片仓库，将原料储备从一个月增加到50至60天，以满足激增的原材料和下游客户订单带来的仓储需求，同时压低均价。面对油价震荡下原料价格波动，下游客户开始增加订货量，“以前一个月订三万个，现在增加到了六万个”，穆龙生说。
图：穆龙生所在工厂的生产车间
在生产端，穆龙生告诉《锋面》记者，车间也要从质检和材料剩余上进行严格把控，“以往1千克的产品会预留5%至10%的损耗，现在会尽可能控制在3%左右。”
对原料使用的把控还体现在生产牙刷的换色过程。“以前生产牙刷涉及换色环节的时候，为了防止串色，老办法是直接用新颜色的料注入模具慢慢填充过渡，省时省力。现在会压缩过渡的时间，同时人工用模具清洗剂洗掉旧色，虽然费时但能够减少原料的浪费。”他说。
与穆龙生的“重仓储备”不同，张钧选择了“轻仓运行”。 目前，张钧所在工厂的塑料制品模具可以随时打，一天可以生产几千个产品，他现阶段则选择削减原料储量。“之前原料都会囤一个月的储备，目前只提前准备两天的量，没有了再拿，不多进。”
面对下半年的生产旺季，张钧告诉记者，“现在每天出活6至7万单，旺季的时候会翻2至3倍，许多原料需要提前储备，如果原材料仍处在高位不下，就放弃跑量，开始慢慢提高价格，维持正常的利润水平。”
如果说穆龙生和张钧是在存量里抠利润，那么罗良山的选择，则是在增量里找出路——当石油原料的价格高企，煤化工与生物材料的替代窗口，正在被强行打开。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曾预测，“十五五”时期，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保持在70%左右。今年油价高涨的冲击，也让部分企业在原料布局上看到了煤化工等替代能源带来的转机。
董秀成表示，煤化工可以依托我国富煤的资源特点，减少原油对外依赖，在油价走高时，煤制化工产品具备成本优势，帮助包材等生产企业控本避险。郭海涛认为，当油价高企时，“油煤比价”会拉大，在此次油价冲击波中，煤化工对比石油化工的相对成本优势一度超过30%。
遵道智造企业的核心客户多为茶饮品牌等上市公司，“今年这种暴涨是许多包材行业的从业者几十年没有遇到过的，面对这种情况，大家都是‘小学生’” ，但罗良山介绍，企业能够在今年油价高涨的产业链传导过程中相对平稳地过渡，有赖于较早地将原材料布局在煤化工领域。2021年，公司从广东沿海迁到贵州遵义，从那时起，公司生产的奶茶杯的原料供应商已经从油化工向煤化工转型。
“将工厂迁往遵义后，凭借运距的价格优势，原料开始大批量地选择煤化工。在冲突爆发之前，煤化工和油化工在原料价格上没有太大差异，今年冲突爆发后，煤化工的原料价格也有所上浮，但供应链上不会出现断供的问题。”他说。
罗良山向记者透露，公司仍在研发竹粉、竹浆等竹制品的包材产品，“虽然目前竹制品在功能性上还存在缺陷，但如果这条路走通了，在油价波动震荡的背景下，替代性新材料也能够增强公司抗风险的能力。”
记者手记：
石油，是经济的“晴雨表”，更是工业的“循环系统”。每当国际冲突乍起，人们习惯讨论油价飙升，往往忽视它作为“材料之母”的底色。衣服球鞋、塑料化肥，衣食住行的底座，皆是石化血脉。
起飞的机票、排队的加油站、甚至一把牙刷的微调……油价的每一次跳跃，都会化作普通人生活账单上的“微澜”，以及千万制造企业利润表上的“惊涛”。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行业平均利润率仅为4.8%。张钧说，“是千千万万的工厂承受着成本的压力。”
这些散落在长三角、珠三角、大西南的日用品工厂，看似只做牙刷、脸盆、奶茶杯，实则是中国石油产业链最末梢的“传感器”。它们以订单的起伏、库存的增减、机器的启停，敏锐地传递着上游能源市场的真实体温。
大宗商品的价格周期从未停歇。但在极限压力之下，我们更看到了：穆龙生车间里精确到3%的极限降耗，罗良山跨越千里的煤化工转身和对竹浆材料的勇敢探索，这些无一不是中国制造在价格风暴中的自救与突围。
作者: 王海晴杨方股票如何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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